1926年4月9日，鹿鐘麟率國民軍以段祺瑞暗通奉系為罪名包圍國務院，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，執(zhí)政府倒臺。

4月17日奉軍占領北京。奉軍進京后查封《京報》館和一批報刊，邵飄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。張學良逮捕了共產(chǎn)黨員郭隆真，然后派奉軍闖進北大、女師大、中俄大學等，大肆查禁書刊，搜捕反對人士。

“三一八”慘案造成了什么影響？

一、學生劉和珍等遇難

《泰晤士報》稱這次事件是“獸性”的“驚人慘案”。魯迅稱這一天為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”。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(xiàn)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，周作人、林語堂、朱自清、蔣夢麟、王世杰、聞一多、梁啟超、許士廉、高一涵、楊振聲、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。

《語絲》、《國民新報》、《世界日報》、《清華周刊》、《晨報》、《現(xiàn)代評論》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。邵飄萍主持的《京報》，大篇幅地連續(xù)發(fā)表消息和評論，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，《京報副刊》也發(fā)表了有關文章。

二、段祺瑞惶惶不可終日

“三·一八”慘案后，舉國震驚。中國知識階層無論其政治觀點與學術觀點有怎樣的不同，均紛紛痛斥執(zhí)政府和“執(zhí)政”段祺瑞的行為為“倒行逆施”、“暴行”，“是政府自棄于人民矣”，“是民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”，學人如蔣夢麟、傅斯年、周作人、林語堂、朱自清、聞一多、王世杰、許士廉、高一涵、楊振聲、凌叔華、邵飄萍、陶孟和等，均有文字見諸報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