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鄰里對游食之人坐視不理呢？朱元璋說：“里甲坐視，鄰里親戚不拿，其逸夫者，或于公門中，或在市閭里，有犯非為，捕獲到官，逸民處死，里甲四鄰，化外之遷。”好可怕！

城市中的游手也受到朱元璋的殘酷鎮(zhèn)壓。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“逍遙樓”，“見人博奕者、養(yǎng)禽鳥者、游手游食者，拘于樓上，使之逍遙盡，皆餓死”。又下令：“在京但有軍官、軍人學唱的，割了舌頭；下棋打雙陸的，斷手；蹴圓的，卸腳；作賣買的，發(fā)邊遠充軍。”蹴圓，即踢球。軍人學踢球，竟然要斫掉雙腳。

經(jīng)過朱元璋苦心孤詣的努力，社會的流動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，明初果然是一派寧靜、死氣沉沉，“鄉(xiāng)社村保中無酒肆，亦無游民”。明末歷史學家談遷回憶說，“聞國初嚴馭，夜無群飲，村無宵行，凡飲會口語細故，輒流戍，即吾邑充伍四方，至六千余人，誠使人凜凜，言之至今心悸也。”

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紀社會，還有哪一個人敢出去“闖蕩江湖”？此時就算還有一個“江湖”存在，也該是多么的寂寥、平靜！

直到明代中后期，隨著“諸色戶計”制度的松懈，“洪武型體制”的逐漸解體，海外白銀的流入，商品經(jīng)濟的興起，“一條鞭法”的推行，明朝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期的開放性、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，江湖才重新活了過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