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《宋史》而論，如果以熙寧為界，把北宋劃分為前后期的話，便會清楚地看到，后期貪官贓吏大大多于前期，在俸祿成倍往上翻的同時，貪官贓累巨萬者亦隨之增多，至北宋晚期竟出現(xiàn)了以蔡京等“六賊”為代表的貪官集團，使北宋貪賄肆虐之風達到巔峰，北宋的政治腐Bai也同時達到了極點，終于導致北宋的滅亡。

北宋的高俸之所以未能養(yǎng)廉，還有一條重要原因，就是在高俸的同時缺少有力的與之相應的防貪懲貪措施。北宋懲貪先嚴后寬。趙翼《廿二史札記·宋初嚴懲贓吏》云：“宋以忠厚開國，凡罪罰悉從輕減，獨于治贓吏最嚴。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，民不聊生，故御極之后，用重法治之，所以塞濁亂之源也。”從建隆二年（961年）起，至開寶六年（973年），宋太祖處決貪官贓吏，僅明載《宋史·太祖本紀》者就有十五人之多。

至宋太宗，法猶未弛，繼續(xù)斬殺貪官贓吏。但后來在處理贓官王淮時，其坐贓至千萬，本當殺頭，但因他是參知政事王沔之弟，只作了杖一百、降職的處分。由此開了“玩法曲縱”的壞頭。“至真宗時，棄市（殺頭）之法不復見，惟杖流海島”，“蓋比國初已縱弛矣”。到了仁宗，“則并杖流之例亦不復見”。神宗一朝更加“姑息成風”，“自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，例不加刑”，倒是諸多反對變法的官員成了嚴加懲罰的主要對象。由于放棄了對貪官贓吏的懲罰，“倉法”亦弛而不行，長此以往，于是官吏對農(nóng)民及小商人等弱勢群體，橫取豪奪，以致怨痛結(jié)于民心，民怨沸騰，“盜賊”競起，殺戮官吏，備極慘毒，以泄其憤。而此時的俸祿及各項補貼，“視元豐祿制，更倍增矣”。對此，史學家趙翼在考察了這段歷史之后，慨而言之：“給賜過優(yōu)，究于國計易耗；恩逮于百官者，惟恐其不足，財取于萬民者，不留其有余：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