遷汴之后，北顧大元之朝日益隆盛，智識之士孰不先知？方且狃于余威，牽制群議，南開宋釁，西啟夏侮，兵力既分，功不補患。曾未數(shù)年，昔也日辟國百里，今也日蹙國里，其能濟乎？再遷遂至失國，豈不重可嘆哉！

劉祁：宣宗立于賊手，本懦弱無能，性頗猜忌，懲權臣之禍，恒恐為人所搖，故大臣宿將有罪，必除去不貸。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。

向使守關中，猶可以數(shù)世，況南渡之后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，但茍安幸存以延歲月。由高琪執(zhí)政后，擢用胥吏，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，文法棼然，無興復遠略。

大臣在位者，亦無忘身徇國之人，縱有之，亦不得馳騁。又偏私族類，疏外漢人，其機密謀謨，雖漢相不得預。人主以至公治天下，其分別如此，望群下盡力難哉。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，謹守簿書而已。

為將者，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，無效死之心。幸臣貴戚，皆據(jù)要職于一時，士大夫一有敢言、敢為者，皆投置散地。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。

李慈銘：惟宣宗一敗之后，即遷汴都，為大失計耳。

辨金之亡，不咎宣宗輕棄燕都，而摭拾浮談，亦為非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