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《海國圖志》中很好貫徹并發(fā)揮了林則徐了解和學習西方的思想和做法，提出了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正確口號，認為“善師四夷者，能制四夷；不善師外夷者，外夷制之”，把學習西方的“長技”提高到關系國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來認識，使之在當時社會上發(fā)生了振聾發(fā)聵的重大影響。

針對當時封建頑固派把西方先進的工藝技術一概目之為“奇技淫巧”的無知，他指出，“有用之物，即奇技而非淫巧”，必須認真加以學習，而不能盲目自大，自甘落后。

為此，他提出一套具體方案，不但包括了官辦軍事工業(yè)，改進軍隊武器裝備的內容，而且提出了興辦民用工業(yè)，允許商民自由興辦工業(yè)的主張。

其中包含了例如：“量天尺、千里鏡、龍尾車、鳳鋸、水鋸、火輪舟、自來火、自轉碓、千金秤之屬，凡有益民用者，皆可于此造之”，主張以后“沿海商民，有自愿仿設廠局，以造船械，或自用，或出售者，聽之”。

他還倡議“立譯館翻夷書”，并“于閩粵二省武試，增設水師一科，有能造西洋戰(zhàn)艦、火輪舟、造飛炮火箭、水雷奇器者，為科甲出身”，以獎勵科學發(fā)明。

他認為這樣做，即可以“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”，逐步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，從而達到“制夷”之目的。他滿懷著民族自豪感，對中華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滿信心，認為“中國智慧無所不有”，中國“人材非不足”，“材料非不足”，中國有著豐富的礦藏和資源，具有自己的有利條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