賦是兩漢四百年間最主要的文體。賦是由散文與詩（包括騷）交融而誕生的，它的主要特點是以鋪陳的手法狀物寫情，語言大體整齊，講究押韻、對仗，是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。賦既繼承了《詩經(jīng)》、《楚辭》的表現(xiàn)手法，也融入了先秦散文尤其是諸子散文的因素，如假托問答、夸張聲勢、鋪排議論、歷舉故事等，都受了諸子散文的影響。賦的創(chuàng)作至漢代而出現(xiàn)空前繁榮的局面，并成為繼詩騷之后一種能反映時代精神的新的文學(xué)樣式。

縱觀漢賦的發(fā)展，又大致經(jīng)歷了三個階段。一是形成期，即自漢初至武帝初約六七十年的時間。其時的賦家主要追隨楚辭的傳統(tǒng)，他們的作品也被后人稱為“騷體賦”，主要用以抒發(fā)作家的身世之感和幽怨之情。賈誼的《吊屈原賦》、《鵩鳥賦》，淮南小山的《招隱士》以及枚乘的《七發(fā)》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。

《七發(fā)》言楚太子有疾，吳客往問之，并以七事啟發(fā)太子。賦中吳客以夸張的語言鋪陳了音樂、飲食、田獵、觀潮等盛況，從而使太子據(jù)幾而起，霍然病己。這是一篇結(jié)體完整、氣勢宏闊、描寫繁富的新體賦，標(biāo)志著漢賦的正式形成。

二是全盛期，即自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約200余年的時間。這一時期的作家作品最多，特別是武、宣時代，漢賦達(dá)于鼎盛。其時的作家除號稱“四大賦家”的司馬相如、揚雄、班固、張衡外，還有東方朔、王褒、嚴(yán)助、枚皋、朱買臣、吾丘壽王等人。他們的作品多是“潤色鴻業(yè)”、“勸百諷一”極鋪張之能事的散體大賦；而司馬相如的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二賦實標(biāo)志著漢賦興盛期的到來，并奠定了大賦鋪張揚厲的固定體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