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北京條約》簽訂之后，法國公使葛羅、英國侵略頭子額爾金、威妥瑪、巴夏禮分別去廣化寺拜會奕讠斤。幾次往返和互贈禮品，使奕讠斤逐漸改變了傳統(tǒng)的“夷夏”觀念，改變了對侵略者的看法。他認為，英法侵略者“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，不愿以屬國自居，內則志在通商，外則力爭體面，如果待以優(yōu)禮，似覺漸形馴服。”

《北京條約》簽訂后不久，英法侵略軍陸續(xù)南撤，這使恭親王奕讠斤消除了顧慮。他向皇上上奏說：“自換約之后，該夷退回天津，紛紛南駛，而所請尚以條約為據。是該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，猶可信義籠絡，馴服其性，似與前代事稍異。”意思是說，西方侵略者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的統(tǒng)治，與過去歷代入侵者奪取政權不同。對于清朝統(tǒng)治者來說，這無疑是吃了一顆定心丸。

為了鞏固清政府的統(tǒng)治地位，他們開始考慮轉變今后的對外政策。1861年1月13日，奕讠斤、文祥等聯(lián)名上書咸豐皇帝，提出“統(tǒng)計全局”的計策，改變對外關系政策和酌擬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章程。

長期以來，清政府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，同海外各國無正常的外交往來，因此也不設掌握外交事務的機構。遇有對外交涉，便臨時派欽差大臣辦理。至于“藩屬”、“朝貢”等事務由禮部和理藩院掌管。奕讠斤等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表明清政府要正視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外交關系了。

咸豐帝對此重大決策不得不批示：“惠親王、總理行營王公大臣、御前大臣、軍機大臣妥速議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