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實，中國的文人，其生存方式和技巧，是一開始就命定了的。這大概有四五種罷。在這不多的宿命形式里，建安諸子就提供了三種。山濤，從飄逸的清淡，心安理得地走進了仕途;阮籍，以糞滾身、裝瘋賣傻，以求活著，終其天年;嵇康，寫下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后，大義凜然，截斷琴弦，慷慨赴難。古人陶潛和今人李叔同可算作第四種中國文人。陶公的事兒眾所周知，“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，誤落塵網(wǎng)中，一去三十年”，于是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，于是“守拙歸田園”。近人李叔同更絕，正值盛年，干脆斬斷情緣、斬斷俗緣，遁跡空門。除去這四種以外，周作人恐怕可以算是第五種中國文人了。雖說在此之前，山巨源有此嫌，但是山巨源不僅沒有出賣朋友，而且還給當政者極力推薦朋友出來當官。拿今天的一般信條看，山濤真夠哥們。周作人顯然不是這樣了。周作人雖然沒有出賣朋友，但是卻出賣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條和世道人心。這樣看來，三國魏晉時期那樣險惡的日子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、如子建，但是與周作人比起來，那時確實是一派古風啊。不過古風歸古風，時風歸時風，中國的文人的遺傳基因是命定了的。自戀帶來的牢騷，自戀帶來的不服，以至自戀帶來的互虐，就這般世世代代地傳了下來。演義到了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，在高壓下，文人們的表現(xiàn)與表態(tài)，與古風相比，可以說退步、退化(像林昭那般的人，何其少喲)。至于說到明代天啟年間讀書人的集體淪陷——為一個自稱九千九百歲的閹人魏忠賢立生祠呼喊奔走的那么多進士——那更是中國文人的恥辱又恥辱!那時，能做到明哲保身的話，那人一定就是一個高尚的人。#p#分頁標題#e#